转载 劉伯承子女：鄧不准父親平 反始末

卧虎藏龙

中国教育：谄权、媚富、造假、无耻



中共军史上曾有三对如雷贯耳的搭档：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与政委罗荣桓；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与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对“黄金”搭档关系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话，几乎闻名遐迩，深入人心，令世人早早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以致很难接受新的史实。这也就形成了，在逐渐披露的众多史料面前，人们不能不接受林罗、陈粟之间也有不小的矛盾，甚至互为“死对头”的无奈事实。唯有刘邓关系，因为宣传的来头“天”大，堪称“完美无缺”，不曾露出庐山真面目。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刘伯承等一批开国将领被批判，在文革结束后也没有很快得到平反。作家张雄文撰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披露，根据刘伯承子女回忆，刘伯承生前曾坦言：我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果然一语成谶，直到刘伯承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当年主持会议批判刘伯承等人的负责人——“好搭档”邓小平。

1959年，刘伯承全家在北京钱粮胡同留影，前排左起：刘蒙（四子）、刘太迟（三子）、刘雁翎（四女）、后排左起：刘弥群（三女）、刘解先（次女）、汪荣华、刘伯承、刘太行（次子）、刘庆泰（侄女）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动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华社分社社长李普似乎还特意补充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于是，这两段话成为刘邓关系密切的经典注脚，是后世史家记叙刘邓关系的主要依据。

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

中央军委与毛泽东获悉其中内情，深以为虑，因之于1948年5月，借同意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请华野主力不过长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议的契机，将与粟裕意见相左，支持毛泽东过江设想的华野司令员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此举别具匠心，一箭双雕，可见毛泽东用人技术的纯熟高超。一方面，他为粟裕腾出了华野最高指挥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扰，放手打大仗，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让陈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协调好刘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点是，陈毅本人也无话可说，尽管他离开华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后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但他毕竟还有一顶中原军区第二书记的头衔，级别并不亏，顶多算是明升暗降。

陈毅虽然军事非其所长，却是协调关系的最佳人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与邓小平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关系相当不错；1926年12月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前后，他又与起义领导人之一刘伯承相识，关系也非同一般。

因此，他一旦真介入了“秦晋”之间，调和起矛盾来，非当年井冈山调和朱德毛泽东间的矛盾捉襟见肘可比，果然大见成效。原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在谈到解放战争陈毅与粟裕多数时间并不在一起时，回忆说：

“就四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月半，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原野战军，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见《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他特意强调了陈毅的独特功勋：“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这个高层，当然是指中原野战军一文一武两位“大佬”刘伯承、邓小平。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也透露：1948年陈毅从华野调到中野去任职前，毛主席对他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64页）

但囿于“为尊者讳”以及“党的大局”缘故，刘邓之间曾有的矛盾长期是谈论禁区，更遑论秉公执笔，公之于众了。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作者之一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留下了珍贵的采访纪要（非详细全文），即我的《将来可入正史的秘闻》一文第14则。如下：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19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第14则）

石征先老人采访时，很有心地做了全程录像。但我征得石征先同意，将这段重要却无处发表的口述历史公开后，一般印刻效应者顿时哗然一片，斥为“造谣”尚且不论，一名依靠几则僵化枯燥的电报写书的所谓“专家”周某，竟也颇为自信地视为“野史”，还劳其“大驾”赐予“墨宝”，正儿八经“辩诬”了一番。

人的思维定势很难轻易改变，但个人情绪毕竟抵不过真实的历史。我曾在《无冕元帅》一书中写道：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做下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本人还是他的后人，都应该敢于直面，因为历史无论是谁都无法封锁更无法篡改的。在处理历史事实上，各种小动作均属徒劳，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神。‘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的总是假的，无论如何涂抹，终不能就此变成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