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的文笔：从四个喷血的名字谈起（土改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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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所谓的共和国的同龄人，在刚刚能够听懂同类的语言的时候，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几个罪恶的的名字如同海浪滔滔般地拍打着我们的耳鼓，他们的狰狞面目以各种丑陋的方式不断地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半夜鸡叫》《白毛女》《收租院》《红色娘子军》等等文艺作品伴随我们一道成长。
教科书中的《半夜鸡叫》说的是大地主周扒皮为了更多地榨取农民的血汗，经常半夜三更爬到鸡舍前学习公鸡的叫声，逼迫长工们天不亮就起来下地干活。这个故事不知误导了多少善良的人们，直到今天，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战士作家高玉宝所杜撰的那个周扒皮就生活在辽宁瓦房店的黄店村，半夜鸡叫的故事纯属一派胡言。

我不知道黄店村有没有借机弄个什么《半夜鸡叫》的旅游项目，但是周扒皮的原型周富春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那是个中国封建时代勤俭持家，礼仪忠厚的农民的代表。解放前，周富春凭着自己多年的劳动，节俭，积累，到土改工作组进村前，已经拥有土地240亩，油坊、磨坊、染坊、粉坊、杂货铺各一个。

这样的财产怎能逃过雁过拔毛的土改运动，一生勤劳节俭积累起来的财富成了他的原罪，抢红了眼的掠夺大军挖地三尺，几个批斗大会就拿走了他生命中的全部所有。他和他的老婆脖子上挂着木牌，头上戴上纸糊的高帽，被人像狗一样地牵到大街上游斗，押到会场上审判，最后被暴民们活活打死。

还是在把忆苦思甜当成最佳的洗脑方式的年代，黄店村的贫下中农代表在罗列了大地主周富春所谓的种种罪状之后，竟然一个不小心想起了当年周家人的好处，那时候在周家打工，几乎每吨饭都能吃到贴饼子，苞米粥，大豆腐。那样的伙食怎能不让用树皮和野菜充饥的生活在毛先生时代的贫下中农感到无比的羡慕。许多年过去后，依旧健在的黄店村老辈的人们每每谈起大地主周富春，依旧不胜感慨，他们为当年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受人唆使，干起杀人越货的行为感到无比的羞愧，面对今天各级党政大员的贪得无厌，村霸横行，生活毫无起色的现状，他们是多么地怀念当年那些和周富春一样仁怀忠厚的乡村里的头面人物们。

高玉宝一个揣着小学文化的全部家当，因无中生有的一篇拙作，竟然成了毛时代的著名作家，赢得满身勋章，花甲之年，依旧出任全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名誉主任。他胸前的那些顾问、高级讲师、德育教育导师的招牌让人眼花缭乱。高玉宝所有的闪光的招牌与我毫无瓜葛，只是他和我的名字之间只有一字之差，竟然在我年少时，人们常常半开玩笑地把我也叫成了高玉宝。

年少天真，往往把这样的玩笑当成荣跃，好像自己也能写出一篇《半夜鸡叫》似的。如今一想起我的这位本家，凭一篇小文竟然毒害了几代人的心灵，立马就会心生鄙视，总像把那个半夜鸡叫拿到曝日下晾晒，挤干最后一滴毒液。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随着时代的需要，《白毛女》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变成为电影、芭蕾舞剧等邓文艺作品，因而名扬天下，路人皆知。《白毛女》的故事大义是，大地主黄世仁大年三十来逼债，逼死了可怜的杨白劳，抢走并强暴杨白劳的独生姑娘喜儿。喜儿摔死孽种，逃出人间地狱，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满头青丝如同霜雪，变成了传说中的白毛仙姑。

据说，当年毛老人家看到剧中喜儿被强暴时，愤怒地拍打着板凳上的扶手，高声断喝“不革命能行吗？不造反能行吗？”全然忘记了他高高隆起的肚皮上的那个皮带的扣儿已被警卫员悄悄解开，在他愤然站起之时，肥大的裤子砰然落地。作者没有继续告诉我们，平时不爱穿内裤的毛先生，在裤子落地时，出现了怎样现场花絮。散场时，毛的裤子早已被警卫员悄悄系好，他拖着肥胖的身躯和颜悦色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对喜儿的扮演者更是眉开眼笑，轮到黄世仁的扮演者，这个倒霉催的家伙，得到的只是毛老人家拿一双仇视的目光，满脸的杀气。

伟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这出戏剧在普通老百姓中的震撼力了。据说，当年在延安上演《白毛女》时，当剧情到达高潮时，一名连级军官愤怒地跳上舞台，怒不可遏地拔出手枪，朝着黄世仁的扮演者勾动了扳机。多少年来，连绵不绝的演出，肆无忌惮的诱导宣传，“白毛女”影响了亿万观众的定向思维，黄世仁也就不负众望地成了人们恨不能吃其肉，喝其血的恶霸地主的代名词。

实际上，黄世仁的原型子虚乌有，话剧的脚本来自于陕北地区流传已久的故事《白毛仙姑》，这样一个最初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被革命党高层附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命题之后，一夜之间就成了消灭地主阶级的重磅炸弹，以至于数百万解放军战士一边喊着喜儿的名字，一边喊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势不可挡地从大东北一路杀向海南岛。

文革前，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阶级榨取农民血汗的过程场景化形象化，文革期间，“泥塑收租院”在全国巡回展出，在刘文彩的庄园建成了全国性的阶级斗争教育基地。大斗进小斗出，自建水牢，私设酷刑，喝人奶，吃鸭蹼，一时间，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刘文彩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地主阶级的总盟主，形象代言人，阶级教育的最具色彩的反面典型。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的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刘文彩本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兄弟，家财颇丰，虽然沾有吸鸦片、讨小老婆等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但他的家中绝对没有什么“地牢”“行刑室”，那是革命党人为了煽动阶级仇恨而编造出来的，至于他老婆一顿美餐要杀掉成百上千只鸭子也纯属超级虚构，大斗进、小斗出的盘剥手法亦是美丽的传说。

真实的刘文彩更多的是承载了许多儒家传统的道德风范，抗战时期，他耗散家产，斥资兴建了当地最优秀的安仁文采学校，并立碑宣称：“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出了重金聘请名师之外，每年将2000亩良田的收入全部无偿捐给学校，设立清寒补助金，接济贫困子弟。

我在电视节目中看见过媒体人对尚在人间的刘文彩最小的姨太太的访谈，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风雨摧残，依旧记挂着刘文彩曾经的诸多好处，怀念当年美好的时光，喷血的年代竟然没有动摇她对刘大先生长久的思念。女人的心思永远是丈量男人的试金石，在“收租院”陷垢历史近半个世纪之后，我从这个风烛残年，满脸风霜，饱受沉沦的女人身上读出了刘文彩当年的身影，读出了刘文彩光辉坦荡的面孔。

南霸天是教科书中另一个喷血的名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吸引了所有中国人眼球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堪称国内红色电影开山之作。故事的大概情节是海南贫家女子吴琼花被南霸天毒打昏倒在雨地里，得到扮作华侨富商的红军干部洪常青相救，继而投身革命，成了一名坚定的红军女战士，成为红色娘子军的一名连长，并在杀进南府后，将南霸天一枪毙命。极富个性的演员祝希娟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一个革命女人的成长历程和精神风貌，因此获得了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

曾经把黄世仁扮演得万夫所指的陈强，出演恶贯满盈的大地主南霸天，把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地主演绎得淋漓尽致。南霸天欺压贫困，横行乡里，坏事干尽，无恶不作，利用手中的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中革命党的琼崖纵队为敌。电影拍摄期间，化妆成南霸天的陈强就曾被群众演员假戏真做地打伤。陈强由此成了中国地主恶霸的形象的武林盟主，获中国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荣膺第三届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红色娘子军》影剧中的南霸天奸诈狡猾，心狠手辣，恨不能剥其皮，吃其肉的大恶人。历史和我们又一次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南霸天原本子虚乌有，用于电影拍摄的宅园是清末年间琼山县富户张家的财产。高大的墙院，青色的琉璃瓦，精致的雕花木门，高档的地板砖，处处都显露出大户人家的豪阔。庭院的主人张鸿猷其实也是个乐善好施，造福县里，开明豁达的乡村绅士，与红色娘子军从来就没有任何的瓜葛。

张家的大宅院原本就树大招风，颇多磨难，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张家宅院为日本人霸占，抗战胜利，物归原主，革命党来了，又成了党和政府的财产。自从死去的张鸿猷被认定是南霸天的原型后，连连的厄运凭空落在了张家后人的头上。

我去过五指山，也从当地人口中了解到许多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曾经在艰苦的岁月里有过这么一号队伍，解体之后，队伍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都嫁给了国民党时代的乡村一级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都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杀掉，苟活下来的反革命家属，也就是当年红色娘子军连的骨干分子，不得不接受着她们曾经憧憬过红色政权的镇压和专政。

在喝着狼奶成长的年代，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四个悲催的名字滋润着我们心灵中那颗仇恨的小树，“地富反坏右”是长达三十多年的历史空间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当布满天空的谎言渐渐散去，当爱的雨露挂满枝头，我们突然看见历史原本不是谎言传道士们所肆意玷污的那样，洗去被人恶意涂抹的污垢，地主的形象竟然是那么的阳光俊伟，如同今天的高富帅一样，曾经是引领时代的骄子，是千百年来，稳定乡村社会、推进经济发展，构架民众文化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地主这个名词实际上是老人家的一大发明，此前，乡里人一般把土地的持有者称为乡绅或东家，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大都是祖传家业，官员和商人回乡置业，或是完全凭着吃苦耐劳，勤俭积累。持有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者，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

这些乡绅和土地的持有者，青少年时代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怜贫恤老、救济孤寡、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所有的带有社会公义的大小事务几乎全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把土地出租给贫苦农民，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巩固了社会稳定的局面。土地持有者的存在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所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以来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宗教文化流行，以及“有神论”思想的束缚下，大多时候，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平静安稳的。贫富之间相互依存，相安无事，从来就没有站在你死我活的悬崖之上。就连陈独秀在《革命与作乱》一书中都曾这样写道：“政治革命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要出于有组织的劳动者，然后才能有效果，若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

与陈独秀意见相左的毛先生则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在他老人家以阶级斗争为先导的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一些流氓、地痞、盗贼在“土改”中，奋勇当先地跻身于干部队伍，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化。从此，农村的绅士文化、传统风俗、相对独立的稳定格局被彻底颠覆。

血腥的土改致使数百万土地持有者被虐杀，被专制。苟活者们只好谨小慎微，埋头苦干，胆战心惊地匍匐于红色恐怖之中。他们的子女从升学到就业，从升迁到各种政治待遇也都被打入另册，偶有侥幸者也只能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义过上一点施舍而来的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土改后，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地主富农苟活下来，文革结束后只剩下了其中的10-20%，其他成员一部分是在历次斗争中被直接打死，一部分因各种“罪名”被判刑，被劳教，在无休止的磨难中饮恨而死。土改运动实际上是以某个人的名义，用国家发布政令的方式，用枪杆子公开地，残酷地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杀戮与劫掠，200多万土地持有者在遭受肉体摧残、心灵涂炭之后被无辜杀害，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最为罕见的种族屠杀和文明的灭绝。

中华大地原本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在农村，贫富两相安，秩序井然。自从土改运动将是非颠倒、谋财害命、杀人越货的卑劣行径纳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后，传统的道德观念彻底崩盘，那些长久备受压抑和打击的自私自利、尔虞我诈、无情打击，谎话连篇的毒汁趁机而入，肆意扩散。乡村文明的根脉被连根拔起，维系中国基层公共事务的乡绅阶层被彻底消灭，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体系土崩瓦解，流氓无产者开始主导乡村社会。

土改运动后，家家户户都贴上了老人家的画像，“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响彻中华大地。从此，某个人一言九鼎，再也容不下任何的反对意见，为日后独断专行，强力推行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土改时，农民欢天喜地的泪水尚未擦干，他们刚刚夺来的土地，很快又被以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诸多名义全部收归国有，农民心中曾经美丽的图画只不过的一张画饼而已。遥想当年，中国农民用生命和手推车帮助革命党夺取了天下，却被一纸乡村户口与都市文明长期隔绝。农民兄弟种出的粮食养活着亿万城里人，酿成的美酒供领袖和高官们肆意享乐，但饥荒来临之时，最先被饿死的竟是那些勤劳朴实的乡里人。

土改的魔兽，一夜之间吞噬了百万乡村土地持有者；镇反运动，数百万的人口瞬间凋零；朝鲜战争，近百万年轻的生命抛尸异邦。工商业改造，几百万优秀的企业家烟消云散；反右斗争，近百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脊梁被拦腰斩断；大饥荒，数千万人活活饿死；反右拔白旗，几十万为民请命的军政干部被打成另类；大跃进，森林草原几乎消失殆尽；文化大革命，人性良知的道德底线彻底崩盘。

从土改到今天，村霸打人，城管打人、警察打人，强拆、圈地、污染，影视审查，网络监控，上访围堵，突击强打、劳教、被精神病等等暴力的延续，全都源自于某位大侠的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源自于土改、镇反、文革等没有任何反制的血腥屠杀。那些被蛊惑，被利用的劳苦大众，最后不得不将曾经助纣为虐的苦果全部咽下。

土改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地主富农们的尸骨早已灰飞烟灭，随着亲眼目睹过那场“谋财害命、血肉横飞”的亲历者们一批批先后作古，悲惨的记忆渐渐淡漠，土改的罪恶将随着人世沧桑终将被最后彻底忘记。

人类的良知在呼唤，一切罪恶的幸存者们有责任把历史的真像告诉后人，写下那段惨绝人寰的罪恶，让数百万枉死的冤魂最后找到栖身的归宿。需要给每个地主平反，虽然罪恶后果不能挽回，但历史必须澄清，罪恶必须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