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法家之一

超群

魏晋书法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在这种政治、文化秩序混乱的状态下，汉字形体与书法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首先，隶书在不断扩大和普及的应用过程中被逐渐简化。毛笔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特点得以进一步地发挥运用，加强了书写时点画之间的笔势呼应及连续性，从而形成了更适合日常实用性书写的“楷书”，并由此推动了行书、草书的出现。在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兼有这两种书体成分、体现二者交替过渡特征的作品。魏晋书法之盛，使搜集、珍藏、品玩书法作品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这又促进了书法创作的繁荣，并直接促进了书法理论的发展。












钟繇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官至太傅，是魏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曾与王羲之并称“钟王”。钟繇的传世帖书，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对诸帖的鉴定，大约有3种意见：一是将《尚书宣示帖》、《墓田丙舍帖》、《长风帖》等定为王羲之所摹。二是以考据定诸帖真伪，但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如宋欧阳修以为《贺捷表》的内容与史实不符，疑为伪作，而黄伯思则再行辨正，肯定为钟书；又如对墨迹本《荐季直表》，欧阳辅在《集古求真》一书中认为“民字缺笔，显为唐人所书”，然而元人袁泰称，他发现原缺笔处是被人用小刀剜剥所致，并非原书如此。三是从书法史演变的角度看，因为魏晋时期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期，究竟有没有现传为钟繇作品这样的书法，都成为争论的焦点，甚至将楷书的形成时间向后推至隋唐时候，从根本上否定了钟繇的现存书迹。

此表又称《贺克捷表》、《戎路表》，书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它与钟繇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用笔具有相同的特征，古朴生动，结体紧凑，未脱隶意。





陆机　　

　　陆机(261～303)，字土衡，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三国时吴大将陆逊的后代，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后死于“八王之乱”的政治斗争中。陆机少有才名，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擅长草书，笔法质朴老健，自然大成。其书体预示着草书由章草向今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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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机《平复帖》是古今人们大都公认的传世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法书。米芾《书史》说：“余阅书白首，无魏遗墨，故断自西晋。”他所见的真迹，就是《晋贤十四帖》，其中就有《平复帖》。《晋贤十四帖》原合装为一卷，著录于《宣和书谱》时，已拆散，其他帖今已无存。明董其昌跋此帖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存此数行，为希代宝。”事实也正如董跋所说。此帖书使用麻纸，纸质粗糙，所用笔为秃笔，笔法古拙，极少顿挫，书体作隶草，无隶体的波磔笔画，但很朴拙，与出土的一些汉晋简、帛书很接近。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平复帖》是可信的晋人书法墨迹。《平复帖》是一封信札，文字虽因帖纸破旧而略有缺伤，但基本上可以释读出来，内容正是宋欧阳修所说的：“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因此，它是传世最早的古法帖。清代顾复所著《平生壮观》，录有：《平复帖》，九行，尺讦，有“宣和”、“政和”印玺，上有北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

　　近年来有人根据帖中文字与史实的考证，对此帖是否为陆机所书提出疑问，但多数鉴定家仍肯定其为西晋人的书迹。鉴定家徐邦达先生认为，对于这样的古法帖，倘没有确凿的、公认的鉴考依据，“则不如暂存流传有绪的旧说，不必随意篡改”。这种态度，在古书画的鉴定研究中，特别是在对一些流传有绪的著名古代书画作品的鉴定中，无疑是可取的。

平复帖

西晋







　　此帖共9行，尺许，钤有宋代“宣和”，“政和”印玺，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此帖内容是陆机问候友人疾病的一通笔札。因1700多年的流传，纸面损伤，有些字现已无法辨认。

　　

　　

　　

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王羲之是后世帖学书法的两大派系的策源。智永、虞世南、陆柬之、蔡襄、赵孟顺、文徵明、董其昌等承继了他平正秀逸的一路王献之、欧阳询、李邕、米芾、祝允明、王铎等则接受了他欹侧峭劲的一路。可以说历代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王羲之的影响。应该指出，现存王羲之墨迹法书，已无一件原书真迹，只有唐摹本和古临本。



　　《万岁通天帖》堪称“下真迹一等”。以书法论，《姨母帖》略有隶书笔意，人多以为是王羲之早年隶法未脱的作品。《初月帖》则不同，笔法苍劲雄强，应为晚年所书。流传至今的还有《远宦帖》、《丧乱、二谢、得示三帖》、《频有哀祸、孔侍中二帖》、《平安、何如帖》等。上述诸帖又皆为唐摹善本，其中《丧乱、二谢、得示三帖》、《频有哀祸、孔侍中二帖》在唐代即己流传日本。在传世的王羲之古摹法书中，《快雪时晴帖》是曾经最负盛名者之一，多数人认为是唐摹。在王羲之的书迹中，最著名的、又是古今人们看法分歧最大的，当属《兰亭序帖》了。传至今天的有所谓冯承素摹本、虞世南摹本、褚遂良摹本等，其实都只是唐摹本，其中要以冯摹本最见精绝。

　　王羲之书迹的伪物有《雨后帖》，帖为五行草书尺牍，纸色是墨水所染，约值北宋末期，是以临写的方法伪作的名人书迹。另有《临钟繇千字文卷》，上有宋宣和印记皆真，不会后于北宋晚期，应是以钩摹法伪造的王羲之书迹。世传王羲之书法作品，都是楷、行、草体书。其中楷书作品有《黄庭经》、《乐毅论》、《曹娥碑》等，皆以宽稳精秀为主风格；其行书作品以信牍之类的法帖最多，以著名的《兰亭序帖》最为典型；章草书则以《十七帖》为集中体现。

七月都下帖

东晋

27.2×25.8厘米





　　麻纸本，此帖为晋王羲之书的行草书，六行，共50字，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秋月帖》，与《都下帖》装为一卷。此帖经南宋高宗内府收藏后，曾归金章宗。明时此帖在民伺，清时又收入内府。此帖当为王氏赢弱乏力之时所书，行笔略显不畅，缺乏遒劲感。

　　

姨母帖

东晋

此帖是王羲之早年的作品，无论是笔势还是字形都保舀了当时崇尚奇诞怪放、错落参差的风格。“一”、“十三”、“惨”诸字，取势横向，一目了然；第一个“羲”字第三、四长横的起笔，尤其是第二个“首”字长横起笔，蚕头十分明显；第二个“羲”字中“戈”钩以隶书斜捺式出现，末端稍按即收，残留隶脚；“母”字的横折弯钩以横折撇形式出现，撇的隶意亦很浓；此外，横画与竖画较平直，倾侧度不大。





兰亭序帖

东晋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谢安等41人到山清水秀的贝阴兰亭(浙江绍兴市郊)行“修禊”礼，以祓除晦气。





快雪时晴帖

东晋



在传世的王羲之古摹法书中，《快雪时晴帖》是曾经最负盛名者之一。此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殉《伯远帖》并藏于清内府，被乾隆皇帝称为“三希”，即三件稀世的晋人书迹，其实也只是一件古摹本。帖为4行行书，有元代赵孟頫、明代王樨登等人题跋，皆以为真迹。





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与其父历来有“二王”之称。



　　王献之传世行书作品有《鸭头丸帖》、《送梨帖》、《中秋帖》、《地黄汤帖》等。这些墨迹大多是唐人或宋人的临摹本。在《万岁通天帖》中有王献之《廿九日帖》一帖，被人们公认为王献之书法的唐摹善本，属“下真迹一等”的王献之书法。

　　王献之传世的其他墨迹作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一些专家考鉴，是宋米芾临写的，被后人当作了王献之墨书真迹的；另一种是有些传世的古摹、临本法书，被人误定为王献之书法，或者改头换面以冒充王献之书法的。被鉴为米临的作品有《中秋帖》、《东山帖》、《地黄汤帖》等。《中秋帖》最为典型，该帖的帖文，应是王献之《十二月帖》文字的节录，书纸是竹纸，为北宋中期时才出现的纸张。帖的书法肥厚，墨色鲜润，可以看出所用毛笔应是无心笔，这也是晋唐时所没有的。将此帖与米书真迹如《秋深帖》相比，应是米临无疑。再与传为王羲之的《大道帖》、《竹穰帖》相比，其书法的相类，同样也可判断为米临的作品。相传为王献之法书的《鸭头丸帖》、《送梨帖》则是他人书法被冒充为王献之书法的另一种情况。《鸭头丸帖》为绢本行书，两行，书法近似唐怀素之笔，似为怀素之后的晚唐人的临书。《送梨帖》为草书，共11个字。对于此帖的本身以及帖后的柳跋，鉴定家徐邦达先生以为“实亦为古代勾摹”。 此赋是王献之的经典作品，原迹为麻笺，宋时残失。南宋贾似道先后获得9行、4行，并刻于水苍色的石版上，故此帖又称为《玉版十三行》，亦称《贾刻本十三行》，《碧玉本十三行》。其笔画刚健，风格潇散，奇逸天成，成为后来书家必临之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此赋曾有十余种摹刻本行世，其中以《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帖》为上品。北京首都博物馆藏原石。

　　

　　

　　

地黄汤帖

东晋   

     此帖又名《新妇服地黄汤帖》，草书，6行。自《淳化阁帖》始，多刻入各汇帖中，真迹已流八日本，与王羲之《丧乱帖》，《游目帖》、《孔侍中帖》等同为双钩填墨本。宋时藏宣和内府，有宋高宗题签。  









王殉　　

　　王珣(359～401)，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一带)人。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为东晋王氏家族中人物，与王献之平辈，曾官尚书令，与官中书令的王献之有大令、小令之称。虽然如此，他的书法却比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更具古朴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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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珣留给后人的书法作品不多。据宋《宣和书谱》的记载，当时内府里收藏他的墨迹有二：草书《三月帖》和行书《伯远帖》。而流传至今的只有《伯远帖》。传世的《伯远帖》书法潇洒古澹，类似于王羲之的《姨母帖》，仍存魏晋古风，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一起，被乾隆皇帝喻为“三希”。其中，只有《伯远帖》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因此该帖最早著录于《宣和书谱》。因晋人法书多为唐人钩摹，故清初吴其贞《书画记》亦以为“盖唐人廓填也”。与吴其贞同时的鉴藏家顾复则以为“纸坚洁而笔飞扬，脱尽王氏习气，且非唐代钩摹，可宝也”。

　　帖书为麻纸，笔画显示出用的是有心硬笔，放笔直书处极劲健，转折处则多锋棱，且有开叉的枯锋飞白。用笔至墨淡时，时有“贼毫”的细丝出现。其书法，虽为行书，却有隶书遗意，结体在扁长之间。个别字如“胜”、“实”“获”、“群”诸字，与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善本中的书字颇为类似，两帖风格亦极相近。书势微向左倾斜，为的是取得险峻端庄的艺术效果，这是王肉书法独具的特色。凡此种种，皆是该帖为晋人书法真迹的直接证明，可见吴其贞的看法有误，而顾复的非唐摹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以西晋陆机《平复帖》来比较《伯远帖》，则《平复帖》以隶草而变古朴，而《伯远贴》只是当时行书中未脱隶法遗意者，尽管有了长是的进步，但是不如二王父子的创新书法。重要的是，它是东晋名家墨迹中惟一的传世真迹。

　　乾隆“三希”之《伯远帖》、《中秋帖》的遭遇乾隆“三希”之则《伯远帖》和《中秋帖》是康乾盛世时入藏于清内府的。清朝覆亡，逊帝溥仪以赠赐之名把《中秋帖》和《伯远帖》交由溥杰，由他携带出逃，藏在天津张园，后来溥仪把它们带到了满洲，后散佚民间。1937年，二帖被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购得。张伯驹先生闻讯后，愿以高价收购“二希”，但因卢沟桥事变，银行金融冻结，未果。郭葆昌去世后，张伯驹又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双方往返磋商。后来郭昭俊用“二希”向宋子文行贿，以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闻媒体是众说纷纭，引起文艺界的强烈不满。宋子文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昭俊。于是，原件存于中南银行，郭氏仍待价而沽。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二希”，从上海逃至香港，后辗转台湾。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于是人民政府以重金将这两件稀世国宝购回。《伯远帖》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伯远帖》反映了东晋一代的书风。据考证，二王父子现已无真迹传世，而王珣《伯远帖》真迹，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惟一真迹，因此它为人们提供了“直入晋室”、“书追二王”的途径。正如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评价王珣《伯远帖》所说的那样：“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伯远帖》的笔法、结体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相近，不过，也有自己的面貌。拿们白远帖》和柜近的王羲之法书作一比较，不同处在于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疏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姚鼐语)的晋人法书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