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水浒

超群

试析《水浒传》中起义军的性质
                                          轶群建民
  
  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中，《水浒传》是唯一部描写起义军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是从东汉末年刘氏天下皇室家族大权旁落，封建地主阶级上层势力军阀割据、群雄逐鹿争霸天下，其后虽三足鼎立却又终于三家归晋，天下趋于一统。《西游记》是以神话故事的形式，通过描写唐玄藏取经而反映了唐代一段历史的变异。《红楼梦》似抛开历史在演绎着封建上层贵族家庭的兴衰历史，因而，故意隐去了原本为清朝显赫贵族身世与家庭的年代，则以移花接木之手法，试图在追寻着一群人曾经失去的自我，从而炮制了千古红楼一梦之谜。其隐讳之写作手法与《西游记》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或可刊称隐作之高绝之手。
  《水浒传》说来确实有与《三国演义》和音之处，都属于直接了当、开门见山，以史实脉络为背景，有些断代（编年）史的味道。所不同的是：《三国演义》讲的是东汉末年到晋统一这段历史的全景过程，而《水浒传》讲的是北宋历史中与梁山好汉有关的一段历史；《三国演义》讲的是封建贵族武装集团、军阀势力武装割据，从分化到统一的历史过程；而《水浒传》讲的是起义军中主要人物在黑暗的封建腐败统治中，从一些人不幸的遭遇到起义军的形成，再到终被“招安”并全部被剿杀的过程。从而，使一次反对封建腐败统治的武装斗争归于彻底失败，给历史及后人留下了遗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很好的研究与总结，特别是吸取与借鉴一些反腐败斗争成功乃至于失败的经验教训。
  一、起义军中主要成员的原有身份不是以农民为主
  实际上在梁山起义军的主要成员中，其原有身份多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只是在层次与地位上，多数人原为大宋朝政府与军队中的中小官吏。由于高球、蔡京、童贯三奸佞之徒弄权，朝中大臣无一人敢于直言，又由于朝政的日益腐败，除高俅等三人之外，大小官吏们均受到了政治上不同程度的倾轧与挤压，尤以中小官吏更加为甚。他们原有的一腔报国热血无以遂愿，终以报国无门、忠君无路而走向了反叛之途。其中，屡遭陷害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应为政府正规军中的一名中级校尉军官。曾作到制使官阶的杨家将后人杨志与曾是清风寨副知寨的花荣等人，也算是任过中级军官。而以宋江为首的原政府中的小官吏在梁山好汉中则居多。如：鲁智深原为提辖、孙立也曾任过兵马提辖，戴宗为两院牢狱节级、扬雄为刀斧手，武松、朱仝、雷横等人都曾为都头，就连李逵也在戴宗手下当过几天牢狱公差。此外，象卢俊义为员外，属于地方官吏的补员（相当于后备干部）。只有阮氏三兄弟、张横、张顺、石秀、时迁、王英等人则为山大王或村野乡痞，实际晁盖也算是乡野一霸，小有势力。无用本是教书先生，公孙胜则为道长，后二者也算有些文化之人。九纹龙史进为史家庄少庄主，而石勇则更是以放赌为生。总之，这些人均为在野之人，但都不属于“面朝黄土、背朝天”以种地为生的穷苦农夫。只是后期被俘与投诚的关胜、呼延灼、秦明、徐宁、董平、张清等人，则多为宋王朝中的中高级将领。而他们归顺梁山的目的与动机，显然与早期加入的林冲等人是不同的。
  二、起义军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起义军中的好汉们多数原是统治阶级的政府成员，他们既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是为了吃穿所困。因此，他们既没有改朝换代的愿望，也提不出任何推翻大宋朝的口号。他们中间除少数人为“奸人”所害，被迫落草为寇而逼上梁山外，多数人是看不惯奸佞小人当道，忠勇之士救国无门，故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和口号。决不象“黄巾起义”直接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也不象王小波、李顺等人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都有着明确的政治要求。梁山好汉们也不同于其他落草为寇的侠义壮士高举“杀富济贫”的大旗，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些头领本身就是豪门大户人家。特别是梁山由宋江掌印后，更是将“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使梁山义士们昭示天下“替天行道”的信心与决心，又向后倒退了一大步。反映出此时起义军已不可能提出更进一步的政治要求，加之宋江等多数官吏出身的好汉，他们还常常为背叛朝廷而忏悔和自责。因此，这些人中始终存在着回归大宋皇朝旗下、名正言顺做官之余念。由于受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阶级理念的局限，所以，他们的斗争更象是在统治阶级内部，采取的极端手段和办法而进行的一场反腐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对腐败根源既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对腐败幕后的最大庇护者提出有效的斗争策略，终以为皇朝“招安”作为向腐败势力投降的明显标志。从此任其腐败势力的摆布，并进一步导致了斗争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为大宋朝的真正灭亡埋下了伏笔。
  三、梁山举义实则为一场具有起义性质的兵谏
  梁山好汉们的起义，与其说是一场起义，不如说是一场兵谏。当梁山义军捉到宋王朝三大腐败高官之首高俅时，对于直接受其所害最深的林冲来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自己落草为寇的始作俑者，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终于落入义军之手，哪有不杀的道理。怎奈那宋江执意要将高俅作为日后“招安”的筹码，而其他大小头领们不是与高俅没有直接的血海深仇大恨，就是也有重归大宋做官儿的思想，故使林冲孤掌难呜，最终导致愤懑忧郁而亡。其实，此时对于原有反腐败官员或反政府的举义壮士来说，显然斗争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时，梁山起义被宋江等人利用为一场兵谏的大势已无可改变，因而，许多反宋与反腐思想比较坚定的义士们，在“招安”后和攻打方腊起义军过程中，以采取悄然离去等方式进行了自己的抗争。然而，即使是愿意“招安”、喜欢做官的将士们，则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了“兵谏”失败的牺牲品。
  那么，为什么说梁山举义带有起义性质呢？毫不奇怪！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等最初举义的七人中，并无官军成员。夺取“生辰纲”是为日后作为起义军资金的一次有计划之预谋。同样，将梁山作为举义的落脚之地也在谋划之列。所以，即使先行上山的林冲不去火拼王伦，其早晚也逃不过天王等人的“一劫”。只不过假林冲之手更为名正言顺罢了！因此，就晁盖等人举义的本意和初衷，与起义军只杀贪官、整治腐败并从不骚扰或伤及百姓的行为，都能证明其反宋起义的性质。但自从宋江作了寨主，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宋江最初死活也不愿意上山“落草为寇”，无奈其心高气傲，在苦于效忠皇朝无门的情况下，借酒浇仇却写了“反诗”，故宋押司上山实属无奈之下策而为。上山后他念念不忘接受“招安”，重新为宋皇朝效力。实际在此问题上，宋与晁早已发生了分歧。晁率军攻打曾头市其本意是想重新执掌兵权，无奈由于他遭人架空多时，早已对排兵布阵晃如隔世而力不从心。由于他扭转梁山义军局面心切，不听林冲等人劝阻终于酿成大错，使大权旁落加速。尽管他在弥留之际象秋蝉一样，再次发出微弱的反对“招安”的鸣叫，却也早已与事无补。
  当然，这正是宋江技高一筹的过人之处，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完成了其“招安”的准备工作，扫平了“招安”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此时的梁山已完成了起义军初期的战略防御，而逐步地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官军已从战略进攻转入对梁山无奈的战略防御。如：钩镰抢大破连环马，义军活捉呼廷灼等战役的胜利。当梁山打下东平和济州后，不但已顺利地扫平了梁山外围，扩大了根据地的影响，而且，董平和张清被降也已证明了梁山能征善战、攻无不克，此时朝廷已无能征善战之人与梁山形成对抗之势。在如此有利于梁山的大好局势下，梁山一举推翻并取代腐朽朝廷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然而，这一切却被宋江当成了接受“招安”的筹码。显然，宋江此一兵谏的结果输光了起义军全部的优势，不但重捣阶下囚的复辙，而且作为朝廷必除之患，葬送了梁山义军全部人马的性命。其中，幸免苟活者可谓依稀难觅、寥寥无几、门可罗雀，不但实在少的可怜，而且再也没有回天之力。
  另外，宋江自俘获呼廷灼后的每一位官军将领，都将日后“招安”作为了劝降的办法和条件。例如：大刀关胜、双枪将董平、无羽箭张青等人。另外，在争取并救出卢俊义时也采取了同样劝降的办法。因此，起义中所降官军将领迅速增多，占到了全部将领的一半以上，超过了原有将领人数，为宋江日后接受“招安”做好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工作。当然，在原有将领中身居高位的智多星无用也是宋江“招安”的推波助澜者。此人教书先生出身，与宋江同属舞文弄墨之人。他虽然智谋过人，且为晁盖举义时的积极支持者，但举义同时便心术不定，与晁天王存有异心。自宋江上山后便与宋臭味相投、彼此欣赏、互相呼应，特别是晁天王殒命曾头市与无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晁天王执意率军出征时，宋江且做些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劝晁说：“哥哥是山寨之主，理应小弟代天王出征。”而此时无用就在晁、宋之间站立，却也一言不发。其实，他对晁盖此行凶多吉少、死易生难，早已是了如指掌、不言自明，已在其预料之中。因此，晁盖受伤并命在旦夕时，无用并未丝毫惊讶之举。后当晁盖殡天时，他非但不为失去天王而悲伤，反对宋江的身体体贴入微、疼爱有加、关怀备至。并迫不及待地与宋江公开讨论日后“招安”之阴谋诡计，将自己的“招安”之策和盘托出，百般取悦逢迎于宋江的“招安”大计。显然，晁盖之死使宋、无二人的“招安”之策如愿以偿，再无后顾之扰。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７日

卧虎藏龙

真是人心难测，泱泱大国，总有一些奸猾和投机取巧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