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知名的外国政要中，李光耀算中国公众最熟悉的一位，可同时也是官民两道误读最深、争议最大的国际领袖之一。 李光耀受到中国公众广泛的关注，首先是因为他领导新加坡在“冷战”时代一路走来的成功。他利用“冷战”时代的微妙大国对局和地区局势，小心翼翼又不失尊严地维护了小国新加坡的安全；又及时抓住1970年代后新一波产业与经贸爆炸性成长的浪潮，使新加坡从一个面积微小、资源匮乏的农业小岛变成了世人称羡的花园国家。 威权政治主导“新加坡模式” 但是，最主要的是，由于其主导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政治理念和管制严苛的强势政治作风，新加坡成为1980年代后中国寻求发展的榜样。因此所谓“新加坡模式”经常受到中国学术界和媒体热烈的讨论，且不无官方背景的大力提倡者。 作为“冷战”时代的著名领导人，李光耀历来以全球战略论述著称。他被称为小国的世界领袖、小巨人等。他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不仅是一种理论思考，而且指导新加坡制定和修正有关外交和经贸政策并投资中国，使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过去30年经贸转变，也由此为新加坡的经济与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 同时，他赞扬中国文化和潜力的话语，会引发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认知方面的共鸣；而他对中国成为大国和强国的种种负面前瞻，或因此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则成为中国公众中相当部分人群对其表示敌意与批评的靶子。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移民后代为主体的国家，虽然在种族与文化平等的政策下拥有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但日常生活中华语使用非常普及。作为客家移民的后裔，李光耀与中国血缘及文化的联系，能激发中国公众对新加坡的友善和亲近的感情；而他对新加坡主体性的话语，特别是其在两岸问题上采取不忽略台湾的政策，则被中国公众解读为意在危害中国大陆利益的行为。 “新加坡利益”贯穿“李光耀时代” 其实，中国公众对李光耀的认知和观感高度分裂与矛盾。这大概是由于误读他本人的思想和理念而造成。如果仔细回顾他亲自拟定实施和帮助制定的有关政策，并联系他本人的论述，人们不难看到，李光耀一生的奋斗和思考，其主导和支持的诸般政策，唯一的重心只是新加坡的利益。 作为新加坡这一现代奇迹般人造国家的缔造者和监护者，他认识到其资源的匮乏、生存环境之危险，时代之机遇和变幻，最后是其无力承受失败的脆弱。为此，他殚精竭虑，关注世界与地区的风云，以有限的资源在惊人的风云变幻中把握国家政策的航船。他是在这种背景下思考新加坡的立国与治国之道，也以此制定和修订对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关系。离开这种新加坡主体的根本视角，则无法理解其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一切思虑和作为。 因为有太多后殖民地区失败的例子，李光耀及其同伴在与马来人的联邦计划失败后，被迫走上独立建国的道路。而那时的新加坡是一个农业化和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屿，其历史上大英帝国时代的军事地位于事无补，而且成为一种怀璧其罪似的危险诱因。 针对其民情和国情，李光耀选择了至今被一些人称为独裁和压制的精英主导制度设计。运用殖民者遗产的现代法治和社会理念，结合大多数居民有强烈认同的儒家伦理和文化，在一个主要风俗为大陆性的岛屿上，李采用英语为第一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以这种上层制度设计来保护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强力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新加坡模式“并不具备普遍的适应性，它只是李光耀及其同僚对现实挑战反应和摸索的产物，是新加坡独特历史和国情的一环。 对于中国人来说，汲取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正如向其他各国的成功之处学习一样；如果以模式套用来看待，未免邯郸学步和刻舟求剑：因为中国的地缘、国情和时代环境，都与新加坡差异太大。 “新加坡优先”主导对华关系 新加坡腾飞的最初背景是“冷战“时代美苏”楚河汉界“的争霸：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要冲，而且面对印度支那美苏代理人战争的前沿，新加坡选择与美国结盟。这不仅是安全上最好的保险投资，而且也使得发展经济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李光耀将目光加速投向中国大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机遇，而且他意识到，随着美俄势力逐步撤出该地区，经济实力增强的中国必将逐步转化为军事和政治的强国，地处南海尽头的新加坡与中国的干系只会愈加近密，对此不能不未雨绸缪，而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 所以李光耀关注中国力量的崛起与成长，一面加大对中国的经贸交往力度，升级外交关系和人员往来，号召学习中文；但与此同时，却在各种场合不断提醒中国力量的潜在危险，推动与美国新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以及在南海争议中严格地恪守中立。 在中国大陆的战略政策方面，1990年代后差不多10年时间内，对台湾的反独促统一直是优先的政策课题。作为华人国家，新加坡与两岸均有深厚广泛的血缘和文化联系，与台湾保存有“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合作关系。新加坡军队在台湾岛的训练虽有地理上的必要性，但其中的潜台词则是新加坡在遭遇军事侵略的危险时，台岛军队将很方便驰援和联合作战，这本是以大吃小的世界不便明言的威慑。 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建交很晚，但并未妨碍双方经贸合作。两国直到1990年才建交，是因为李光耀意识到，要更加大力度参与中国的发展，对两岸的关系已必须升级以适应现实。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要放弃台北，而只是一种重心的调整。所以，新加坡新领导人上台前突访台北，因此闹成轩然大波。台湾在各种全球经济排名中高居20位以内，其与新加坡的传统关系，虽已没有官方形式，但依然是李光耀遗产中很有活力的一部分。新加坡在两岸之间保持微妙均衡，从而保持对两岸事态的影响力，又不损害新加坡的超然地位，这是李光耀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最符合新加坡的利益，也符合两岸的利益。大陆公众对此感到受伤，其实是谬托知音和自作多情。 中国部分公众对李光耀及其政策理念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反感，基本原因都是没有认识到李光耀所怀抱的这种新加坡优先的主体意识；也忽略了过去50年来新加坡虽然一路风光，而其掌舵者所面临的无处不在的挑战和危险。 后“李光耀时代” 中新合作基础不变 竭尽全力去确保新加坡的生存和成功；在其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还要保证不会因政策的失误或外部威胁而夭折，这是李光耀一代人念兹在兹的目标，也是其遗产中最核心的部分。理解了这一点，则中国公众就会对李光耀涉及中国的言行持同情之理解，并不再有所谓“背弃祖宗“的指责。 中国人应该对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对其独特的处境和国家政策理念予以理解，并从中汲取发展中新良好合作的养料。归根结底，两个有同样血缘、语言与文化纽带的社会，更容易在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和合作机会；即使存在分歧和争吵，对于中国的未来地区利益和前景，新加坡的成功和保持繁荣是一个正面的地缘战略资产。李光耀之后，这一切也没有改变。 腾讯新闻特约特约评论员：陆子胥 | 
发表于 2015-3-23 1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