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的文笔：杀人越货喜冲冲（土改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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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大家笔下的文字都是刀剑奔走的血痕，《生死疲劳》的主人公西门闹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奉公守法，每天听着公鸡的啼鸣，背着粪筐满街拣牛屎的农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席卷中华大地的那场土地革命运动中，只因他比别人有更多的土地和积蓄，就被以地主阶级的荣耀推上了时代的审判台。
在被砍下脑壳之前，他惊奇地看着那个被他从雪地里捡回来，悉心养大，曾经跟屁虫般周旋其左右的那个小弃婴，突然变成了狰狞恐怖的革命先锋。还有那个用眼神勾他，用奶子蹭他的那个曾经被他掏钱赎下的贱货，正在捏造事实，饿狼一般地向他扑来。那些平时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之徒突然站在了权利的巅峰，颠倒黑白，满嘴谎言，随意间就可以将人置于死地。

西门闹冤屈不死的灵魂历经了驴、牛、猪、狗、猴等无比玄妙的六世轮回，更是亲眼目睹了他的结发妻子，一个深受儒家教养的妇道人家，在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一个接一个的无休止的运动中，遭受着怎样的非人的折磨与屈辱。

踏着莫言大师《丰乳肥臀》的足迹，我们来到了上世纪末的山东高密蛟龙河边，声势浩大的土改斗争大会正在那里举行，一个长着扁扁的下巴，瘦长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的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正颜厉色的端坐在主席台上，一对绿豆蝇般的小眼睛在玻璃片后贼光闪闪。这样的描述，傻子都会知道这个大人物就是在土改初期就振臂高呼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中国贝利亚，大奸雄、大恶人、比宋朝的秦桧还要坏千百倍的大乌龟、大王八蛋康老同志。

与上世纪二十年代，毛先生攥写的那篇《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所推崇的运动方式一样，在全副武装的民兵队员的押送下，棺材铺掌柜黄天福、卖炉包的赵六、开油坊的徐宝、香油店掌柜金独奶子、私塾先生秦二等当时高密地区最有钱的主儿们，一个个被五花大绑地压上了审判台。只因为卖炉包的赵六当年曾经为日本人和国民党做过白面包子，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的名义就地正法，不用任何的法律程序，民兵队长枪筒里的一粒铜豌豆，立马就让那个小小包子铺老板的脑壳，瞬间变成了一朵血色的玫瑰。

曾经舍家抗日，与革命党交恶的当地富豪司马库被缺席审判，在那个革命党的大领导人的直接干预下，抗战英雄司马库的死罪竟要由他的一双幼小的女儿顶替，于是我们看见了两个花朵般，可怜无知的孩子哭喊着、挣扎着、搂抱着，被两个直接受控于康老同志的冷血杀手一枪毙命。

莫言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毕竟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体制内的人物，其作品能够在雁过拔毛的文字审查下，得以在国内特色环境下出版，能够将当年那场财产掠夺、肉体灭绝与心灵摧毁齐头并进的土改运动描写到如此程度已是难能可贵了。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一定会看到比莫言先生更震撼、更真实的关于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灵魂忏悔。

土地原本是上帝给予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恩赐，是人类一直赖以生存的命脉。几千年以来，中国式的家庭沿革，在长辈作古之后，土地往往都会平均分给后代子孙，如此，土地一直在分散与集中的轨迹间循环往复，既没有日本的土地长子相袭，也没有俄国土地农奴制，更没有欧洲各国的采邑地主。革命党最高领导人所说的旧中国百分之十的剥削者拥有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的说法纯属政治把玩。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在我们那嘎达，世代相传的故事，就是那些来自山东与河北的前辈，几代人含辛茹苦，勤劳不殆，硬是用滴满鲜血和汗水的双手，将广袤的北大荒开垦出一片片肥沃的良田，然而，曾几何时，那些勤恳、善良、节俭、朴实、宽厚的土地拥有者在革命党夺取政权后，一夜间都被冠上了富农和地主头衔，成了被掠夺、被斗争、被专制、被消灭的对象。

在血雨腥风的土改运动中，毛先生将世代相依相扶的，本为一体的乡村农民分成不同的阶级，即地主、富农、中农、贫下中农和雇农，将他们分成了革命和被革命的两大阵营。实际上，凡是开展土地革命的地方，革命党人早已牢牢地控制了时局和政权，如果是明君即位，像所有的历史上的英名的帝王一样，毛先生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立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均贫富”的政治主张。然而，或许本性的使然，头脑膨胀的毛先生不顾诸多民主人士的劝谏，一意孤行，与和平土改主张不共戴天，一定要把土地归属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血腥斗争，暴力掠夺。或许，在老人家的心中，只要有死人的故事发生，只要人人身上都沾上血腥的味道，得到土地人们才会主动地将自己牢牢地捆绑到革命党人的战车上。于是乎，原本可以进行的和平土改，终于在毛先生的号令下，演变成了村村流血、杀人如麻的的公开抢掠。

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伊始，在老大哥苏联红军的协助下，革命党人长驱直入，凭借着打土豪、分田地这一金字招牌，迅速网络人气，很快就在白山黑水之间站稳了脚跟。就这样，原本平等相处的乡民一下子被人为地划分出了不同的等级，中国乡村文化的优秀代表统统被送进了人间地狱，而那些一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歇手的土匪、吸毒嫖娼的破落户纷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了土改运动中最坚定的打手，杀人越货的急先锋。

一批又一批的土改工作队开足马力，闯进东北大地的每一个乡村屯落，尽其所能地煽动着人们群众对土地持有者的仇恨，点燃了人们压制已久的心魔，不仅要夺走地主富农的土地，还要瓜分他们的房屋和财产，掠走他们身边的女人。不仅要把他们打倒在地，还要在他们身上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谎言、构陷、落井下石、官报私仇等等隐藏在人们灵魂最阴暗角落里的卑鄙与邪恶，一夜之间全都被彻底地激发出来，毒汁四射，涓涓成河，汇集成了贪得无厌的汪洋大海。

听一听东北大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那些毛骨悚然的字眼吧：“放鸽子”、“望乡台”就是把地主和富农绑到树枝上，用力悠出，反复进行，直到七窍流血，断气身亡。“两牛分尸”就是把地主的两条腿绑上，然后驱赶两头牛马分别朝着两个方向拼命奔跑，直到尸体一分为二。“拖尸”就是把地主拴在马尾巴上，用鞭子抽打马匹，直到把人活活拖死为止。“出彩”就是把怀胎七八个月的地主老婆按在地上，逼着地主在自己老婆的肚子上用力猛踩，直到女人阴部流血，腹中胎儿变成肉饼方可停止。“自掘坟墓”就是强迫地主自己挖坑自己跳，再让另一个地主将其活埋，这种残忍的手段并不是土改时期的民兵队长们的发明创作，只不过是关东军活埋抗联战士的偷梁换柱的小把戏。“冷藏”就是把地主打得半死不活，然后用冰雪埋上，高高的坟堆看起来晶莹剔透，里面躺着却是引领中国农村几千年文明的脊梁。此外，让被斗争的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被批斗的地主的贴身衣服内，剪断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割断乳头，让地主吃屎喝尿，凡是能够折磨和羞辱人格的手段比比皆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之后，富农、中农也无法侥幸过关，他们的财产也一拨接一拨地被彻底瓜分。东北的土改不仅让革命党人占领了地盘，而且将许许多多乡村老百姓成工地捆绑到自己的战车上，才有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诱饵的声势浩大的征兵运动，把村里年轻的男人集中到烧红了的土炕上，只要一翘屁股，就被戴上红花，送进远征的行列，用苏联老大哥赠送的武器，汇集成了百万大军一路杀向海南。

东北如此，东北人至亲山东大地更是阴云密布，风声鹤唳，血浪滔天。莫言的小说，每一段土改时代的文字都渗透着浓浓的血腥。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打死不论”的土改口号下，原本平和宁静的村庄，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魔鬼和豺狼的舞台。曾经看到过这样一篇血泪的回忆，山东某个小村前，一个孩童，在土地革命的时代，每天都能看到殷红的河水中漂浮而下的尸体，其中有的是被人活活打死，也有不堪凌辱而投河身亡者。那个可怜的孩童除了每日都能目睹从江河上游不断有尸体顺水而下的惨烈之外，还亲眼看见过本村由五个残废军人组成的五虎上将把地主的家眷们反剪双手，推到河中，然后挥舞着手中的大片刀一顿狂砍的惨烈情景。那个男孩在后来的回忆中，依稀记得在一片撕心裂肺般的鬼哭狼嚎之后，宽阔的河道上绽开的血色的图案，如同一朵朵盛开的红色牡丹。停滞在沙滩上的女人们红白交错的尸体，居然成了村庄里大人和孩子们眼中的一道风景。

据说解放时期的许多山东战场，全都和孟良崮战役一样，冲向国军阵地第一批敢死队员，绝不是视死如归的革命党的先锋战士，而是脑壳后面顶着枪筒的地主富农还有他们的老婆和孩子，面对这样的“战士”，被攻击的一方岂能不彻底覆没？有了这样一批替死的猪仔，进攻的一方又怎能不大获全胜？

据说广东的土改的初始阶段还是比较温和的，基本是按照和平土改的方式进行。气急败坏的毛先生随手就将“土改右倾”的大帽子扣在了广东领导人方方的脑门上，泼口骂道：“广东土改，迷失了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进展太慢，像乌龟。”于是，老人家重新选将，将在四川等地刚刚大开杀戒的陶哥派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抽调大批北方干部南下助阵。迄今，许多广东人，一说起当年陶哥的土改方式依旧谈虎色变。前广东省副省长杨某，曾经在国外公开出版了一部“带雪的红玫瑰”，其中部分章节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广东土改的雪星场面。

自1951年11月，在广西剿匪中手刃四万余人的陶哥到达广州，以反右倾的口号整肃同党，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的土改干部遭到无端的打击和迫害。一些人被开除公职，一些人被残苦杀害，一个小小的中山县就有几十个土改干部被处以死刑，整个广东省就有5.2%土改队员遭到清洗和杀害。

据统计，一九五三年春，仅粤西地区就有一千一百六十五个地主自杀，那么多的地主在非常集中的时间内，以各种方式诀别了宝贵的生命，可见当时的广东该是一个怎样的人间地狱，一个人振臂一呼就可以让另一个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死掉，一个领导一拍手中的惊堂木，就可以随意地把一个人脑壳开瓢。一个土改运动，就让广东顷刻之间滥杀无辜高大数十万之多，这样的草菅人命，这样的涂炭生灵，不但没有任何的历史责任，那些杀人越货的先锋和打手，几乎全都坐着伟人的战车一路飙升。

凡是有幸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人，都会本能地将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的土地革命运动，看成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翻版。毛先生在他亲手撰写的那篇报告中写道：“每到一处，必先制造恐怖，以巩固其暴力政权，不仅要将土豪劣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要冲进地主家里，在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上一滚。”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就连与这个党鼻息相同的冯玉祥将军都心存恐惧，言道此乃“阳冒国民党之命，阴布全国恐惧之毒。”毛式的中共农民运动，最后导致了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积怨至今。

在革命党获得了国家政权的主导地位之后，顺手拈来了当年土地革命斗争模式，让那些世代朴实的农民双手沾上鲜血，别无选择地跟着自己一路挺进。土改运动，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打倒在地，其肉体惨遭摧残，其人格备受侮辱，其生命遭到灭绝，其财产被无端掠夺，其子女遭受株连。在完成土地掠夺之后，土改积极分子们开始瓜分起地主的老婆和女儿，那些被打死或逃往的地主家里的女眷被集中起来，作为地主的财产进行再次分配。

土改的另一发明就是认为地将乡村的老百姓分成了不同的相互对立的群体，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下中农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是专制对象。从此，在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之中的广袤的乡村出现了一个新的下贱的阶级，即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可以随意被凌辱，和圈养的牛马没什么两样，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整个土改运动，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至今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没有一声道歉和自责，哪怕是道义上，或仅仅是个表面文章都不曾有过。早在1948年，革命党规定“将土改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数的10%，后来缩小到3%，即使如此最保守的估算，震惊世界的那场中共红色政权的土地革命运动，至少也要有900多万个地主被压上审判台或断头台。

从此，数千年乡村的绅士阶层的代表地主阶级，或丢掉了生命，或一无所有，即使是侥幸的苟活者，也必须原地接受劳改和专政。暴力革命从来就是嗜血的疯狂，是孕育专制和独裁的温床。苏维埃土地革命通过无端煽动仇恨，明火执仗地抢掠，人性的丑恶得到了彻底释放，二百多万优秀阶层的农民死于非命，由此制造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独裁专制政权的基础，制造了一个强大无比的骑在人们头上的新兴的统治集团。

——————未完待续,图片来自网络，谢过。